如果李建雪被判有罪，那医患关系将会进一步撕裂
医院李青
李建医院产科的一名医生，年12月31日其值夜班期间，一产妇死亡，此事件后来被鉴定为一级医疗责任事故。年1月，李建雪被开除党籍，开除公职，并被吊销医师执照；不过，此事并没有完结，年9月，李建雪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医疗事故罪，向长乐市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；年12月4日，一审法院对李建雪作出“犯医疗事故罪”的判决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参与患者救治的一线医生，因为一些病情处理的不妥，可能就涉嫌犯罪了。
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罪是有本质区别的。那什么是医疗事故罪？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，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，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本罪的核心的是：1、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；2、因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导致病人严重损害身体健康或死亡的结果；3、严重不负责任行为与病员重伤、死亡之间必须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
就李建雪案而言，经过这几年的公开争论，目前认为李建雪的医疗行为有过错，但并不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。关于这一点我不再赘述，我主要说说第三点，李建雪的错误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。如果患者的死亡与李建雪的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，或者因果关系不明确，那医疗事故罪就不能认定。
年5月9日，福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称：“因本例未行尸检，死亡原因不确定，根据现有资料，患者死于产后出血性休克或伴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可能性大。患者存在肾脏损害（肾病综合症）、血液高凝状态等基础疾病。医方对病情观察不仔细，产后出血量估计不足，处理不到位。”“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，医方负主要责任。”
对此鉴定结果，医院当然不服。认为前面既称未行尸检，死因不能确定；且患者存在基础疾病。后面怎么又得出“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，医方负主要责任”的矛盾结论呢？
更醉人的还在后面。四个半月后，省医学会的鉴定出炉，干脆直接得出“因产后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”的结论，至于尸检，连提都没提。
根据以上情况不难发现，医学会对患者的死因只是一个推测，并没有得出明确的死因。患者的死因都不完全明确就匆忙给医生定罪，是否符合法律的程序？是否有悖于法律的精神？
患者临产前体检就发现尿蛋白3+及明显的水肿，有可能存在肾病综合征，而且福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也曾提到了肾病综合征。肾病综合征有两大致死性并发症，血栓、栓塞性并发症便是其中之一。如果患者死于肾病综合征导致的肺动脉栓塞，那与李建雪的过错就不存在因果关系。此事件的问题是，没有尸检，没有病理学检查，一切都是推测。没有证据，靠推测就认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，专家的医学知识是语文老师教的吗？没有证据，靠推测能定罪吗？
那么，对死因的认定，尸检真的那么必要吗？
CCTV“撒贝宁办案”曾报道过一个案例。年底的一个下午，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一46岁农妇被人发现裸死在家中，当时死者独自一人在家，丈夫孩子都在外地打工。当地警方接警后初步排除了自杀，按照惯例以凶杀案立案。但经过大量的勘验工作，死因却难以确定。最初家人也是拒绝尸检，最后警方做了大量工作后进行了尸检。结果出乎许多人的预料，死者不是死于凶杀，而是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。
医学的复杂性就在于人体疾病的多样性和个体的特异性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在对疾病的判断上都有可能出现差池，临床上最终的病理结果与临床诊断不一致者数不胜数。没有病理，没有尸检，死因的认定就只能是推测。
法律是一个导向。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社会行为，而法律最终的目的是调整社会关系。通过立法，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；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；什么要弘扬，什么要摒弃。
如果不适当的使用医疗事故罪，可能驱使更多的医生在行医时不敢负责任，可能有更多的危重患者为此付出代价。如果一个医疗事故罪的判决不仅没有改善医患关系，反而加重了医患矛盾，这个罪的设立还有什么意义？
医疗行为本身就有很高的风险，医务人员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不幸后果，如果把一般过失行为确定为犯罪，于情理上有失公平、于法律上则有失公正。
现在，整个医务界普遍认为，李建雪有错，但错不至罪。如果一个医生在行医时因为一些差错就被定罪，那么以后还有哪个医生敢接诊危重病人，还有哪个医生敢上手术台，甚至，还有谁敢当医生？
几年前南京“彭宇案”的判决相信许多人仍记忆犹新，该案对社会产生的后续影响相信许多人都有目共睹。当初审判时并没有彭宇撞伤老人的直接证据，而是法官“依常理推定”作出的判决，这个结果让全社会都心口不服，因而作出了逆反性的反应。现在，大街上有老人摔倒旁人会视而不见，甚至家长教育孩子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多管闲事。法官本想保护当时那个受伤的老人，却让全社会的老人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保护。难道法官希望彭宇案的悲剧在医患之间重演吗？
